Archive for June, 2011
Government Fails in Reducing Public Medical Expense
To control public medical costs,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from all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ose policies have not really helped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s of patients. The question is what the core issue of the health refrom.
架空14道管制 医药费越管越贵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核心提示：为 了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政府引入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管制医院医生行为，管制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结果却事与愿违。只要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和 药品零售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没有消除，现有的所有价格管制措施均无助于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而且还会带来很严重的弊端。
14道管制下,医药费为什么越“管”越贵?
西 方有句谚语:“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善意的砖石铺成的”,政府管制常常是对这条谚语的最好注释。为了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政府引入了一系列的 管制措施,管制医院医生行为,管制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结果却事与愿违。只要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和药品零售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没有消除,现有的所有价格管制 措施均无助于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而且还会带来很严重的弊端。
1、管制医疗服务价格
政府先是管制医疗服务价格,但不管制药价。政府规定,诊疗费用(挂号费)只能是统一的5元,不准高于这个标准。医院为了实现垄断收益,为了实施差别定价, 在收取5元挂号费之外,就会给富人处方一盒价格995元的药品(医院采购价50元),这就是所谓的“以药养医”体制(即顾客购买一件紧俏商品必须同时搭配 购买一些滞销商品,其实质是商店用定价过高的滞销商品价格弥补紧俏商品的过低定价)。
患者的医疗费用没有任何下降,还是1000元,但由于价格从医疗服务价格变成了药价,药价的成本使得医院的实际收入则下降了50元,这50元是完全的社会资源浪费,因为患者本不需要吃这些药品,自然也本不需要生产和配送这些药品。
2、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
后来,政府不但诊疗服务价格被政府管制在5元,同时开始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比如,上述那种医院自主定价为995元的药品,政府规定最高零售价不准超过200元。
如果没有新的高价药品替代,现在医生将给富人患者处方5盒上述药品,并将该药品定价为199元/盒,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最高零售价。自然,患者的医疗费用依然没有下降,还是1000元。医院的收入下降了50元×5=250元,社会资源浪费增加到250元。
政府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后,过度用药、滥用药现象开始出现并泛滥。而且,一旦一些药品的最高零售价被政府强制降低,药企总能够利用新药审批和单独定价政策给医疗机构及医生提供新的高价药品供其处方。
3、 管制医疗机构的购销加价率
现在,政府不但管制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最高零售价,还进一步管制医院药品的购销加价率,规定其不能超过15%。这意味着,采购价50元的药品过去能够卖到 199元,现在不可以了,最高只能卖到57.5元。如果该药零售价要达到199元,采购价就要达到173元。利用在药品采购上的买方垄断地位,医院和药品 供应商合谋抬高药品采购价,把过去50元的采购价提高到173元,然后医院加价15%以199元的零售价销售,依然向那位富人患者处方并销售5盒药。而那 虚增的123元采购价并不会归药品供应商所有,其中大部分比如100元以返利和回扣的形式返还给医院及医生。患者的医疗费用并没有下降,而医院(医生)的 收入下降了,社会资源浪费得更多了。
4、实施差别加价率
在上述管制措施依然保留的情况下,将原来的统一加价率改为差别加价率:低价药高加价率,高价药低加价率。政府期望这样的差别加价率政策能够诱导医院医生购销低价药品。
医院(医生)和医药企业规避的办法是,医药企业为医院提供所谓的低价药:原来20粒一盒的药品采购价是173元,现在缩小包装为3粒一盒,采购价为30 元,原来给患者处方一盒,现在给患者处方6盒。原来一支注射剂有效成分为1毫克,一次注射一支,150元一支;现在一支有效成分0.2毫克,一支30元, 一次注射5支;“低价药”出现了,医院(医生)可以堂而皇之地执行高加价率。可是患者的药费负担一点也没有下降,社会资源浪费得更多了(小包装成本高)。
5、禁止折扣
若干年前,药品公司向医院支付返点(即业内所讲的明折明扣)是合法的。现在政府规定折扣返利不合法。这一管制政策听起来很有道理:既然100元采购的药品 医药公司愿意返点20%,即返给医院现金20元,何不直接将采购价定为80元更为干脆利索。然而,这看似干脆利索的方法却不符合医院利益,因为在15%的 购销加价率管制下,采购价100元的药品医院可以卖到115元,再拿到药品公司返点20元,医院的卖药收益是35元。如果直接将批发价降到80元,医院的 零售价最高只能卖到92元,医院的卖药收益就只有12元,减少了23元。医院怎么会愿意!
现在明折明扣不允许了,暗折暗扣(返点)违法,医药公司转向隐性返利。医药公司减免医院的药款欠债,医院拖欠医药公司1000万元药款,医药公司为其减免 10%,只要900万元。此外,资助医院盖大楼买设备,办酒席送礼物。隐性返利成本高于直接的明折明扣,医药公司要生存下去,高出的成本只能加在药品批发 价中。
6、管制单处方开药量和均次费用
为了降低患者经济负担,上述管制措施之后,政府进一步增加管制,开始限制单处方开药量,医院(医生)的应对措施是增加处方数,原先一个处方开6种药,现在一个处方只开2种药,但是给你开3个处方。
于是政府又进一步限制均次门诊费用,医院(医生)的应对措施是,此前没有均次费用限制时,一次给患者开一周的用药量(慢性病患者甚至一次开一个月的用药 量),现在一次只给你开两天的用药量。因此,均次门诊费用管制前,患者一周去医院一次就可以,均次门诊费用管制后,患者一周需要去3次医院。患者实际支付 的医药费用一点也没有减少,麻烦和辛苦却增加了。
7、管制药占比
为了遏制医院(医生)过度用药,降低患者医药费用,政府又开始管制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所占的比重。然而,过去一个阑尾炎手术患者支付的总医药费用为 8000元,其中药费6000元,药占比达到75%。现在政府规定药占比不能超过50%,医院(医生)不能通过把药费降到2000元的办法满足这一要求, 而是依然维持6000元的药品,但是增加4000多元的医疗检查,比如做几次磁共振、CT等等,把总医疗费用提高到12000多元,从而使得药占比降到 50%之下。
“药占比管制”不仅不能降低还会提高患者医疗费用。富裕患者的医疗费用进一步增加,而处于刚刚看得起病的边缘的患者却因为医疗费用的上升被排除在就诊之外。换句话说,这个管制使得富人的医疗负担提高,较穷的人开始看不起病。
8、政府集中招标采购
由于药费居高不下,药品购销领域不正之风泛滥,政府决定剥夺医院的药品自主采购权,实施药品政府集中招标采购。这样做的隐含逻辑是:医院的院长靠不住,医院的药剂科主任靠不住,政府招标办靠得住。
然而,药品市级政府集中招标实施了六七年,药品价格没有任何实质性下降,药品费用逐年快速上升,返点回扣等不正之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泛滥起来。医药公司公关的对象除了医院管理层和医生外,又增加了招标办和管着招标办的政府官员。
患者的医疗负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逐年快速上升。医院(医生)的行为是受到了很大制约,但是高收费行为没有丝毫改变。
9、药品省级政府集中招标采购
不知是基于什么考虑,政府决定将药品政府集中招标采购从地市级上升至省一级,从2009年开始实施药品省级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然而,在2009—2010年各省份实施的药品省级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药品的价格依然没有实质性下降,尤其是首次进行的基本药物省级集中招标,中标价大多数明显高于此前基层医疗机构的采购价,甚至相当一部分明显高于此前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售价。
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专业化程度不高,往往仅仅是增加负责政府公关的工作人员和资金投入,其机构设置并无明显增加。而外资药企由于规模巨大,也由于其专 业化分工水平较高,在传统的政府事务部之外,近几年纷纷又增加了商务部,其首要任务就是对各地区的招标办和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公关。对于越来越多的公关投 入,医药企业不胜其烦,怨声载道。
10、零差价
为切断卖药和医生处方行为之间的利益链,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零差率政策。
对此,医院的第一种措施就是抬高药品中标价,按此价格采购、按此价格销售,然后以返利和回扣形式暗箱获得卖药收益,是谓“零差价”!还有就是医务人员在卫 生院门口开办药店,诱导患者到自家药店买药。另一种就是减少口服药使用量,尽可能诱导患者打吊瓶,尽管药品实行了零差价,但是吊瓶费、观察费和打吊瓶的耗 材是盈利的,本来吃三四十元钱的口服药能够治好的疾病,患者现在却要花一二百元钱打吊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1、禁止“二次议价”
为维护政府集中招标采购的严肃性,相关政府部门明确规定,政府集中招标后,公立医疗机构必须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禁止地方行政部门和公立医院“二次议价”。
一个不得不指出的事实是,省级集中招标提高了制药企业的价格维持能力,即单个药品供货商维持药品高价的能力,也提高了药企形成“价格联盟”的能力,即多个药品供货商共同维持药品高价的能力。禁止“二次议价”进一步提高了制药企业的这一能力。
这样的政策事实上是政府利用其垄断性行政强制权将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售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部分让渡给药品供应商,这种垄断供应权会形成垄断租金。房地产用地招 标的例子可以非常直观地说明这一点,政府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拍卖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出价最高的开发商获得了该地,从而获得了该地商品房的垄断供应权,但 是这种垄断权带来的垄断租金并没有归该开发商所有,而是大部分以土地拍卖款的形式流入到政府手中。
12、单一货源承诺
十年药品政府集中招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招标。因为它事实上只确定采购价格,不确定采购数量,中标药品仅仅是获得了进入招标地区公立医院的资格,公立医院会不会采购、采购多少,还需要医药企业进行营销和公关。
有人提出引入“单一货源承诺”制度,即一品一规一厂,一种药品的品规只中标一家药品生产企业,且该企业独家供应全省或某划定区域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以确保中标企业获得指定区域内全部市场份额,确保每个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该药品有且只有一家企业供应。
然而,这样的招标就变成真正的招标了吗?首先,政府剥夺医院这一药品采购方和买单方的招标决策权,却又期望医院执行招标结果,纯属一厢情愿。其次,用什么药、用多少量只能由医生说了算,院长也干涉不了,何况政府官员?
如果药品的中标价使得医疗机构已经没有获利空间,医疗机构的采购量会大幅度下降甚至不采购的,毕竟绝大多数药品是存在替代品的。损害患者利益能够带来经济收益,医生可能会干,损害患者利益得不到任何好处,医生怎么会干?
因此,单一货源承诺制度的推行不会实质性降低药价,它会进一步消灭一批低价药。
13、严打回扣等商业贿赂行为
在坚持上述管制措施之外,政府同时开始严厉打击回扣等商业贿赂现象。假设真的不敢再拿回扣,医院和医生就会降低患者医药费用吗?当然不会。既然患者愿意支 付1000元,为什么只让他支付500元?既然不能拿回扣了,那就尽可能开高价药,反正可以加价15%,药价越高,合法加价越大,卖药收益越大。另一种规 避办法是降低开药量,但增加医疗检查量,患者的医疗费用没有下降,医院(医生)的收益也没有下降。
在公立医院处于“寡头”地位或者说现有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但非垄断独占市场的情况下,尽管有限,但是毕竟还存在的一点竞争使得公立医院不能把收 费水平定在患者的最高支付能力上。然而,在既有收入不能下降的刚性约束下,“打击商业贿赂”的做法消除了公立医院的这点有限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全部只能通 过提高患者医疗费用来满足管制要求。它起到了促成“价格联盟”的作用。医院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政府帮他们做到了。
14、收支两条线
所有上述管制措施皆无效,政府采取了最为严厉的管制措施,收支两条线,即卫生院的所有业务收入全部上缴财政专用账户,卫生院的所有支出由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后由财政统一支出。
通俗地讲,卫生院收入的每一分钱都交到财政,而其支出的每一分钱,包括药品采购款和医务人员工资,由财政统一支付。但如此,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必然变成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水平。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奖懒罚勤,打击基层医疗机构的优秀医生、骨干医生,包庇纵容那些混日子和凭借关系进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庸医。实施收支两条线和零差率政策 后,以财政养医,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所有的医生都拿上了旱涝保收基本相同的工资,部分被 市场淘汰的医生又回来上班了。这根本不是在“强基层”而是在削弱基层。
在收支两条线制度下,医务人员就陷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 样”的局面,一天看七八个就可以了,简单的就看看,疑难的就建议其到县医院,手术也建议其到县医院去做。患者更多挤到县医院看病,看病更难了,也更贵了。 一些医生开展私下行医活动,以弥补改革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加剧了老百姓的就医风险。
总之,只要公立医疗机构拥有垄断地位,他就会按照这 个垄断地位收费,患者的医疗费用就会是垄断付费。不消除垄断地位,所有的管制措施无非是让医疗机构及相关利益方采取五花八门的方式规避管制,尽最大可能获 取垄断租金。在这个过程中,租金会分散到所有参与者中去,会浪费在各种规避措施上,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患者的医疗费用不会下降,而社会资源会极 大浪费。(朱恒鹏)
Doctors Misprescrib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
According to a risk analyst repor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re’re a great number of doctors misprescrib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 due to lack of knowledge. It happens when the pharmaceutical firm don’t provide the neccessary drug information before selling them to hospitals.
西医不懂中药，企业不培训
中国医药联盟
核心提示：“中成药使用方便，标本兼治，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执业药师、天津生物工程技术学院韩卫平教授称，正因如此，中成药的不合理应用现象也极为普遍和严重。
中成药副作用小。这个众人皆知的事情，既帮了中成药，也害了中成药。
现象：四成西医用错中成药
2010年医药制造行业风险分析报告称，近些年，即使化学原料药增长率迅速下跌，我国中成药产量也一直保持稳步上升态势。
“中成药使用方便，标本兼治，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执业药师、天津生物工程技术学院韩卫平教授称，正因如此，中成药的不合理应用现象也极为普遍和严重。
2008年，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与北京市中医药学会共同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综合医院西医开中成药处方量高达91%，不合格率最高为43.4%，主要原因是没按中医辨证施治用药。
老百姓自己乱用的现象也不少见，韩卫平说，如保健用的补肾药，补阴还是补阳，丝毫不去区分；治疗用的感冒药，不管风寒还是风热，拿来就用。“即使单味人 参，用得正确，大补元气；用得不对，也可以成为‘杀人参’啊！”韩卫平说，中成药乱用，不仅延误病情，更会产生副作用，对于慢性病来说同样要高度重视。
原因：西医不懂，药企不教
用得不对，根源在于不懂。
韩卫平称，很多西医和患者不懂中医，往往只看这个药治什么病，不管对不对症，或根据他人的经验，又觉得中成药副作用小，结果导致乱用成风。
拿高血压举例，中医分肝阳偏亢型、肝肾阴虚型、痰浊中阻型、气血亏虚型等证型，不同证型在疾病的某些阶段都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症状。肝阳偏亢的患者，适合用牛黄降压丸等中成药，而同样的药给气血亏虚或寒瘀症状明显的患者吃了，不仅不降压，体质还会更偏颇。
可多数西医不会辨证，一般的判断标准是，对面的患者是高血压病人，有头痛头晕症状，而手头的药品说明书“主治”项上写的就是“头晕、头痛”、“高血压”，那开这个药就没错了。
韩卫平有很多学弟学妹在中药企业当销售代表，他们更乐于把产品推销给西医，只要告诉这个药治什么病就行，不适应的证型讳莫如深，这样销量就上去了。
建议：培训医生，教育公众
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关注到了中成药的不合理使用问题。其中，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吕爱萍建议，应尽快制定 专供西医医生适用的常见病中成药临床使用指南，保证用药安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认为，应对西医医生进行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在基层全科医生的培 养中加入中医的课程。
韩卫平希望，还应加强针对患者的中成药合理使用教育，对中药企业的行业自律行为倡导等。
相关阅读：
教你用对中成药
1、腹泻：黄连VS藿香正气
黄连性凉，以黄连为主的香连丸、香连化滞丸、葛根芩连丸、黄连素，均用于湿热型腹泻，症状以“热”为主，表现为舌苔厚、黄腻，伴腹痛，大便黄褐色、味臭，而且肛门灼热甚至脓血便。
藿香正气主要用于寒湿型腹泻，表现为舌苔白腻，呕吐泄泻，大便清稀甚至水样便，可能伴头痛昏重、不想吃饭、轻微发烧等。
2、心脑血管病：川芎VS丹参
川芎药性“辛、温、散”，适合于气滞血瘀，四肢不温，尤其天冷时心肌缺血加重的患者。这类患者常面色、口唇发暗。
丹参药性“苦、寒、降”，与川芎正好相反，适合于血热瘀滞，烦热体质的心脑血管病患者，平时看起来脸色虚红，总感觉心脏突突跳，烦热不眠或口燥咽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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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hua SEM Partners GE Healthcare Group in Hospital Management Program
Tsinghua SEM and GE Healthcare Group have jointly developed a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for hospital presidents. It’s expected that more than 100 hospital presidents will join in take training program in three years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skills.
千名医院院长将走入清华“充电”提升领导力
中国医药联盟
核心提示： “中国大多数医院的院长都是医生或专家出身，管理经验和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参与具体的医疗工作，包括亲自为病人做手术，常常使他们无暇考虑改善医院的管理工作。”薛镭说。
生意社6月23日讯 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的20多名医院院长22日走进清华大学“医院领袖培养项目”的课堂。未来3年，这一项目计划为中国众多医院培养上千名“领袖级”管理人才。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GE公司共同举办。首批参与培训的医院院长将接受为期4天的体验式领导力培训课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薛镭表示，领导力可以被形容为一系列行为的组合，这些行为将会激励团队向共同设定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简单的服从。
近年来，关于领导力的培训课程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企业、政府机关，但其在医疗行业才刚刚被接纳。
“中国大多数医院的院长都是医生或专家出身，管理经验和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参与具体的医疗工作，包括亲自为病人做手术，常常使他们无暇考虑改善医院的管理工作。”薛镭说。
他表示，目前中国很多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并不令人满意，通过领导力培训，可以帮助医院院长开拓思维、提高凝聚团队精神的能力，使领导和变革的意识转化为组织的日常行为，从而有助于提高医院的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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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rders GSK to Recall Plasticizer-tainted Drug
The SFDA has ordered leading healthcare company GlaxoSmithKline Plc. (GSK) to recall an antibiotic product laced with a plasticizer. According to a notice released Saturday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the SFDA said that test results show that GSK’s amoxicillin and clavulanate potassium for suspension contains traces of Di-isodecyl phthalate (DIDP), which is mainly used as an additive in plastics to make them more flexible. (Source: Xinhua News)
力百汀查出塑化剂 葛兰素史克称或为瓶盖污染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则通知再次将塑化剂推向风口浪尖。
6月18日，上午10时许，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发布一则通知，要求停止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的销售和使用。
这个正文仅200余字的通知并没有出现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页最醒目位置，而是出现在“法规文件”栏目中。
按照这个通知，之所以停止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的销售和使用，是因为在该产品中发现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而DIDP，正是塑化剂的一种。
从台湾多种食品中被查出含有塑化剂，到我国大陆两种保健食品被检测出塑化剂，再到我国上市药品中塑化剂的出现，这个普通人知之甚少的化学物质正在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形象步步逼近。
塑化剂如何进入药品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在我国大陆销售的商品名为力百汀，是一种干糖浆，用于治疗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生殖泌尿道感染，皮肤及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以及其他敏感菌引起的感染。
这个产品在香港、台湾销售的商品名为安灭菌。在台湾，该产品被检测出DIDP，并已在多家医院暂停使用。6月9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在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销售的安灭菌中查出塑化剂成分(DIDP)，并于当天下令回收该产品。
9天之后，我国内地也在该产品中检测出DIDP。
当6月18日记者致电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时，该公司似乎也是刚刚得知自己的产品被叫停的消息。
该公司给记者发回的解释称，“我公司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的官方网站了解到SFDA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液(糖浆)的召回决定，我公司将遵照执行，目前正在制定具体的回收细节”。
这份解释没有提及该公司人为添加DIDP的可能。
“我公司确认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糖浆)的生产过程中没有故意使用DIDP或者任何其它的邻苯二甲酸酯。通过检测，我公司可以确定药品的活性成 分、赋形剂和调味剂，以及最终未分装的药物中不含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目前可判断DIDP的唯一来源是瓶盖中的塑料内层，进一步的调查还在进 行中。”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传播和公共关系部马媛告诉记者，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糖浆)样品中所检测出的DIDP是极微量的，显著低于美国和欧洲官方认定的安全限度，对人体不会构成风险。而且，“目前未收到与此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
这样的说法与该公司同样产品在香港被叫停后，该公司的公开表态一致。在香港被叫停后，该公司公开表态称，该产品依然是安全的。
然而，疑问并未消除，如果该产品不会对人体构成风险，依然是安全的，那么包括香港、内地在内的监管机构为何会要求该产品停止销售和使用，并要求召回已上市产品？
更多的细节尚未公开
记者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联系，但被告知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公布。
葛兰素史克公司是否人为添加塑化剂？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中DIDP的含量是多少？该产品在中国内地有多大的销量？有多少患者会是该问题产品的潜在受害者？DIDP究竟对人体有何种直接、潜在的伤害？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其他产品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些疑问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葛兰素史克公司均未得到解答。
在今年3月，葛兰素史克公司发布2010年度企业责任报告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安伟杰(Andrew Witty)曾表示：“我们承诺以负责任的方式经营所有业务。这意味着我们以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为指导，在工作方式和回应利益相关人的需求和期望时保持透明。”
仅仅3个月，当面对产品被叫停时，该公司对信息的公开却不那么透明。
据了解，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是进口产品，并非在我国境内生产。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记者查询到，该产品最早的发证日期为1999年11月20日，厂商国家为英国。也就是说，这种产品在我国内地已经有近12年的销售历史。作为常用消炎药阿莫西林的一种剂型，可以猜测，该药品的使用者不在少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如果说葛兰素史克不是主动人为添加DIDP，那就说明该公司的产品存在质量隐患。药品做成干混悬剂就是为了保证稳定性，如果是因为瓶盖导致药品中出现塑化剂，这个药品的稳定性是值得怀疑的。
该专家表示，葛兰素史克是全球知名的药品生产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都会出现问题，很难想象那些普通的中小企业是否会存在同样问题。
塑化剂监管是否存在漏洞
有消息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开展对药品中塑化剂的检测排查。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塑化剂依然是个陌生的名词。
根据公开资料，塑化剂是一种增加材料柔软性或是材料液化的添加剂。塑化剂种类多达百余种，但使用得最普遍的是一群称为邻苯二甲酸酯类的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是一个大类，其包含若干种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酯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发挥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可干扰内分泌，使男子精液量和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低下，精子形态异常，严重的会导致睾 丸癌。也有研究发现，与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或类似物质接触较多的人群中，肿瘤、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其中的女性易发生月经紊乱和自然流产。世界各 国对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使用都有明确的规定。
今年 6月1日，卫生部发布《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第六批)》，其中就包含了17种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有DEHP、 DINP、DMP、DEP、DPP等等。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卫生部门并未对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保持足够重视。
我国《食品器具容器包装卫生标准》规定，DEHP溶出限量标准为1.5ppm以下，而食品中则不得添加。
在药品中，仅有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三种可以用于药品生产。在我国药典中，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还出现在药用辅料目录中。
然而，在具体的食品、药品生产中，却不断有不同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出现。例如此次葛兰素史克公司产品中被查出的DIDP，例如在食品中查出的DEHP。
有药学专家表示，目前我国还缺少对塑化剂用于药物的安全性研究，对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具体使用量和检测方法、标准等，都还没有相对详尽的规定，也缺少系统的研究。
6月5日，卫生部在其网站上就台湾地区塑化剂污染食品事件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一一作答。卫生部指出，DEHP等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其摄入量，偶然食用少量的受DEHP或DINP(一种主要的增塑剂)污染的问题食品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但对于具体食用多少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我国的食品、药品包装上，都几乎看不到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含量。
根据媒体报道，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一项研究发现，在200名市民的血液样本中，九成九含有“塑化剂”。但由于“塑化剂”未纳入香港恒常食物监察计划内，市民进食后“中招”也不知。
那么，面对不断爆出的塑化剂风波，究竟该有怎样的监管？（ 李松涛）
Drug Shortages at All-time High in the USA
The number of drug shortages is at a record high, and the FFDA is warning that they are getting even worse.
Fueling the problem are shortages of raw materials. Also, drugmakers are discontinuing older, and off-patent drugs in favor of newer and more profitable ones, and issuing large recalls of drugs due to quality problems, the agency said. (Source: CNN)
美国178种药品短缺 创历史最高
美国中文网
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2010年178种药品短缺，创历史最高。食品医药局（FDA）警告说，药品短缺情况可能还会恶化。
美国2010年178种药品短缺，创历史最高。监管者将短缺归咎于质量和制造问题。过去6年来，短缺药品数量增长3倍。（CNN图表）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原材料短缺。制药厂停产不受专利保护的老产品，生产比较新型、盈利更高的新产品，并由于质量问题大批召回药品。
去年FDA共收到178种药品短缺的报告。短缺品种包括癌症药品、外科手术麻醉药、大量静脉注射药和急诊室用药。
FDA药品专家詹森（Valerie Jensen）说，监管机构看到2011年还有大量新药短缺。她说，该局特别担心注射用药短缺对消费者有危险性，而注射用药占去年短缺药品的一半。
这些是用于肿瘤、手术和急诊室的药品。她说，“公司告诉我们这些注射用药是比较老的药品，盈利不多。他们告诉我们停产是商业性决定。”
FDA说，过去六年来，美国处方药短缺上升了三倍。最近，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生产的Tylenol 和 Motrin等药品被大量召回，导致这些药品短缺。但詹森说，FDA没有评估非处方药的短缺。
FDA将所有药品和包括得到批准所有替代药品都不能满足需求为短缺。FDA说，许多口服处方药品，例如注意力缺乏多动症的药品，也处于短缺。
药品短缺对医院病人影响尤其严重。由于没有法规要求制药厂向FDA报告药品短缺，FDA说它敦促制药公司为了公众健康，自愿提醒监管机构短缺问题。
詹森说，FDA正在自己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短缺问题。FDA非常关注最关键的药品短缺，尤其是那些治疗或防止严重疾病或症状的药品。
FDA说，这些关键药品大都没有替代供应品。FDA事先得到制药厂某种药品可能短缺的警告时，它就联系生产同类药品的公司看它们能否扩大生产，避免缺口。
FDA也可能批准进口某些外国药品。
Abbott China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Illegal Medicine Trading
A scandal of Abbott China has been recently exposed by one of its former staffs. Besides the suspection of bribery, it’s reported that some anesthesia in the black market is from Abbott. The case is still under the investigation, the question is however whether we have effective measures regarding drug safety even for the anesthesia.
雅培公司医药代表自揭“违法行径”内幕
中国医药联盟
核心提示：6月7日晚间，雅培中国被曝“为推销药品行贿医生”。一时间，众生哗然。当晚，新金融记者第一时间与爆料者取得了联系，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雅培医药代表“贿赂门”事件逐渐清晰。虽然雅培方面声称：“一切还在调查当中。”可爆料者并没有就此停下“爆料”的步伐。
6月7日晚间，雅培中国被曝“为推销药品行贿医生”。一时间，众生哗然。当晚，新金融记者第一时间与爆料者取得了联系，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雅培医药代表“贿赂门”事件逐渐清晰。虽然雅培方面声称：“一切还在调查当中。”可爆料者并没有就此停下“爆料”的步伐。
6月10日下午，深喉爆料者——周平决定向相关政府部门举报雅培公司医药代表的“违法行径”。并在第一时间电话告知新金融记者：“相关举报材料已于昨日下午寄往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税务局。”
10日晚间，周平再次向新金融记者独家爆料：在雅培医药代表通过贿赂的方式助推了麻醉药七氟烷(喜保福宁)的销售外，还涉嫌伙同受贿医生一起使部分七氟烷流向黑市。在整个过程中，由雅培、医药代表、麻醉医生、医院、黑市组成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雅培代表“帮”麻醉药进黑市
在周平独家提供给新金融记者的材料中，一封写给江苏省卫生厅领导的举报信中，揭露了一个比“雅培医药代表涉嫌行贿医生”还要大的秘密——一些雅培医药代表是麻醉药七氟烷在黑市销售的“帮凶”。
在这个过程中，具体操刀者是雅培的医药代表。
据周平介绍，由雅培公司生产销售的全身用麻醉药——七氟烷本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销售过程中，雅培中国医药[22.25 -1.42% 股吧]代表在江苏省各大城市(南京、无锡、常州等)，通过行贿江苏省各大医院麻醉医生，现金换取处方使用量。
更重要的是，在麻醉药并没有用完，或者压根就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了冲销售额，部分医药代表和受贿医生“共同努力”，将没有使用的七氟烷带出了医院，并最终流向了黑市。这些药品批号为：9601、9414等。
麻醉药在临床上分为注射式和吸入式两种。在我国临床手术中，很多医生习惯于用注射式，注射式麻醉药虽然对患者的副作用较大， 但对医生而言，安全性高。相反，吸入式麻醉药对患者而言副作用要小很多，但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容易挥发，所以对医生而言，吸入式的安全性就不高了。而雅培 公司的七氟烷属于吸入式麻醉药。
正因为其危害性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不得零售。禁止使用现金进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交易，但是个人合法购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除外。
那么，这种危险性极大的七氟烷，究竟是如何流入黑市的呢？
周平提供给新金融记者的举报信是这样表述的。“这些批次的、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是通过正常的销售渠道进入到无锡、常州等地医 院，药品已被各医院麻醉科记录在手术病人身上，收取了患者在手术中使用七氟烷麻醉的费用，但是并没有用药。药品存多了就叫药商——雅培公司的医药代表带出 医院，自行处理。”
举报信还强调，国家严格管控的麻醉药品不要说普通人，就算是非麻醉医生都不可能接触到，更别说价值三四千元一瓶的七氟烷。
周平拒绝透露举报信的原作者，他说，七氟烷进入黑市零售，是他们偶然发现的。最初，其朋友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购买了一 些，现在反倒成了七氟烷进入黑市销售的“证据”。随举报信一并被公开的，还有两张七氟烷的照片。照片上，五瓶七氟烷和六个包装盒被放成一排，光线昏暗，看 上去五瓶都是未开封的，瓶身上“七氟烷”、“喜保福宁”、“250ml”字迹明显。
周平还向新金融记者透露，“在雅培，七氟烷因医药代表流入黑市是个公开的秘密。一般的医生，根本就不了解它的危害性，即使见到了，也不认识。但是，国家对麻醉药的管控非常严格，到哪儿、用了没有、剩下多少、就算是空瓶，也会有记录，想查，就一定能查清。”
据周平推测，这些流向黑市的麻醉药，有一部分被一些没有资质使用该类药品的小医院、小诊所买走，还有一些很有可能流向了不法分子手里。
另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七氟烷流向黑市的重灾区在“东三省”，甚至曾经被卖到了俄罗斯。
“观察费”只是一种行贿方式
行贿是这个利益链条的第一环。只有将钱送出去，才有可能赚更多的钱。这是很多医药代表都深谙于心的行业潜规则。
在雅培医药代表被曝出涉嫌行贿医生的第二天，爆料者周平和雅培前员工——孙安，接受了新金融记者的独家当面采访。
“选择爆料，是无奈之举。”话音刚落，孙安便沉默了。
其实，在2011年6月3日18：00之前，孙安还是雅培公司的“高级医药代表”。他说自己接到一条短信后就“被离职”了。周平虽然现在在经营自己的生意，但因为早年在医药行业的从业经历，使得他还一直和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孙安就是其中一个。
孙安承认，网上公布的三份《专业服务协议》是自己和同事所为，当新金融记者问及谁都知道这会成为证据，医生为什么会签这个协议时，孙安说，“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孙安自称之前在雅培的职务是“高级医药代表”，在其工作的西部某省，雅培的“高级业务代表”共11人，分成两条线，麻醉线6 人，消化线5人。线是根据所做产品的不同划分的。在其工作的城市，雅培没有办公地点，大家的工作全凭“自觉”。如果同事间需要沟通、交流，需要开会，大多 在咖啡厅进行，甚至还会在区域经理的家中展开。
据孙安介绍，这份协议是由雅培公司发给他们的，同事们用的都是这份协议，只是和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签而已。但雅培公司没有从上到下的文件，让大家怎么去做。作为员工都是授意于上司的。
随后，孙安向新金融记者提供了其中一份协议的复印件，并在有签名和公章的地方贴上了小纸条，他说：“做医代做到最后，和医生就是朋友了，现在还不想公开这家医院和这个医生的信息。”
这份协议复印件显示：给医生的回扣是按麻醉药——七氟烷(喜保福宁)的使用量来计算，价格为0.5元/毫升；而对于每月手术 室使用七氟烷20瓶(每瓶250毫升)以上者，每月月底支付“观察费”2000元。在2010年4月至11月间，该医生收受了1.6万元的“观察费”。
据孙安介绍，另外两份协议的“观察费”分别是1.37万元和1.78万元。面对三份同是“观察费”，但内容却不尽相同的质 疑，周平说，“观察费只是一种方式。至于内容，你是做生意的，一双鞋卖给甲120元，卖给乙140元，可遇到第三个人的时候，那人杀价杀到80元，你卖不 卖？你核算一下，还赚钱，肯定会卖的！”
据两人介绍，由雅培公司生产的七氟烷(喜保福宁)，目前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大约有20%，国外能达到80%。至于回扣的计算方式，与医药代表担负的销售指标有着密切关系，一般占医药代表销售指标的8%～10%。
孙安向新金融记者表示，2010年他全年销售额约200万元，经由他手的回扣金额就高达到16万元。2010年，在西部某省的年销售额约1000万元，被送出去的回扣也就高达80万元。据周平保守估计，在全国，像孙安这样的，雅培高级医药代表大约有2000多名。
周平介绍，给医生回扣还有很多方式。现在很多药企以学术的名义、旅游的名义、科研会议的名义等很多隐性的方式给医生“好处”，这么做就是为了“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以达到销售药品的目的。”
雅培中国“正在调查”
据周平介绍，在整个利益链条中，雅培公司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一环。
但在雅培涉嫌行贿医生以促进销售被曝光的同时，雅培方面公开表明了公司的态度，第一，雅培正在调查；第二，雅培已经报案；第三，疑似前员工报复。
那么，事发后第三天，雅培调查进展如何？是否立案？如果立案，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前员工又为什么要报复雅培？带着诸多疑问，新金融记者在6月10日，拨通了雅培制药总经理萧经世的电话。
就行贿行为是否是公司行为，萧经世毫不犹豫地说：“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余问题，我会找相关负责人来回答。”之后就匆匆挂了电话。
当天14：00左右，新金融记者对雅培公司公关部相关人员进行了电话采访，该人员表示，雅培会严格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在员工上岗前后都会进行多次的培训，雅培方一直在致力于维护崇高的职业道德及商业行为准则。
在此次贿赂事件经调查若属实，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时，该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我不清楚。现在，雅培正在展开全面调查。”当被问及调查方式和进展情况时，该工作人员再次表示：“不清楚。”
随后，新金融记者问及相关部门是否立案时，该工作人员的回答更令人惊讶：“我只知道报案了，但是在哪报的案，进展如何我都不是很清楚。”就疑似员工报复一说，该员工表示，这是公关部其他同事对媒体说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她不知道。
当天16：00，雅培公关部另一工作人员再次致电新金融记者表示，已将记者之前提交的采访内容进行了回复，并发至记者邮箱。
在雅培的这份回复邮件中，没有正面回答新金融记者的任何一个提问。加上开头寒暄以及后面署名，总共300余字，除了表述在调查之外，说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请见谅。还表示，雅培将严肃、负责地对所有潜在的员工不当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并将适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加以纠正。
是否是个人行为
在雅培涉嫌行贿医生被曝光的同时，周平和孙安的身份也渐渐浮出。据周平向新金融记者最新透露，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威胁、恐吓如影随形。为了人身安全，他们目前暂时已离开了所生活的城市。
因那三份协议，质疑声四起。究竟是雅培的公司行为还是前员工的个人行为，一时间，众说纷纭。
在新金融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代表说，协议开头的“雅培中国ACC会议”很重要。如果那是雅培的一个“项 目”，那么肯定是雅培的公司行为而非员工的个人行为。但也并不排除该员工为了“冲量”而做出“破格”的事。遗憾的是，雅培公关部并没有就“雅培中国ACC 会议”做出解释。
高级咨询师、在医药行业有过13年从业履历的黄德华却非常肯定地说：“肯定不仅仅是员工的个人行为。”他认为，行贿医生，错在药企高管，而非医药代表。因为医药代表只是为了生存而执行公司的政策而已。
在黄德华看来，员工行为是离不开公司行为支持的，是要通过公司来实现的。他介绍，在药企有一个财务流程，医药代表花钱，公司 给予报销。可报销是需要报销凭证的，需要主管签字，需要财务审核，需要财务部门的领导签字。那么，从公司财务运作的流程来讲，“这不可能是员工的个人行 为。”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对其药品购销行为负责，对其销售人员或设立的办事机构以本企业名义从事的药品购销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在黄德华看来，《办法》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销售责任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对于药品销售员的“带金销售”等商业行贿行为，药企不能说“那是销售员的个人行为”，也不能说“那是办事处的行为，与本企业无关”。
据孙安介绍，他与雅培公司签订的是第三方劳务合同，与该合同一起签的还有“OEC道德行为规范”，不签，是不能入职的。OEC道德行为规范明确标明：“出了问题，都由高级医药代表个人负责。”对此，黄德华表示，企业这么做就是为了规避风险。
也有业内人士向新金融记者透露，每个公司都有法律办，他们专门研究这“东西”， 现在，公司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撇清风险的。
就如孙安所经历的那般，在他8年的医代生涯中(在雅培近两年)，保守估计，接触了大约有1000名医生，只有一名医生，没有接受他的贿赂。
Pharmaceutical Firms Complain the Costs of Supervision Drug Barcod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gulation, all essential drugs have to use the drug supervision barcode in order to attend the centralized bidding.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preparing three years before releasing this policy. However, there’re more and more complaints from the manufacturer side, for the supervision barcode increases their production costs, and they are also questioning the effect of such barcode, especially when hospitals and pharmcies are not participating.
药企成本增加，药品电子监管码在争议中推进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万祥军
核心提示：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这个码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做了3年多的推动工作，这背后，药品生产企业和码号生产企业之间一直在博弈。
药品电子监管码
近日，一些消费者在药店买药时会发现，药盒两侧新增了密密麻麻的码号条，不同于以往的条形码，即便是同一品牌的药，每盒药的码号都不同。一般人不 知道的是，为了这个码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做了3年多的推动工作，这背后，药品生产企业和码号生产企业之间一直在博弈。
业内人士管这个小小的码号叫做药品电子监管码。国家药监局文件(国食药监办【2010】194号)规定，凡生产基本药物的中标企业，应在 2011年3月31日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基本药物出厂前，生产企业须按规定在上市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加印(贴)统一标识的药品电子监管码。
文件还要求：从2011年4月1日起，未入网及未使用药品电子监管码统一标识的品种，一律不得参与基本药物招标采购。
药品电子监管是利用现代信息、网络、编码技术，对药品实施全过程电子监控的方法，由此产生药品惟一的“电子身份证”。有关部门介绍说：电子监管码属于一品一码，每个药盒上的编码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起到监控、追溯、查询作用。
增加药企成本
据介绍，要得到电子监管码，企业首先要有药品电子监管网的密匙，第一把密匙费用由政府承担，第二把密匙则需要企业每年支付300元。
东部某药厂质量部经理刘芳（化名）介绍说，拿到密匙后，药企还要上网申请电子监管码。要在药盒上印电子监管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工往药盒上贴印制好的码签；一种是直接将码签印在药盒上。
刘芳说，贴签最简单，但需要买条码打印机和读码机。一台打码机要一万五六元，一把好一点的手持读码机要1万元，每条生产线至少需要两台打码机和读码机。“这突然增加的成本，影响了企业的效益。”她的话代表了很多药厂的观点。
贴码要人工操作，每一盒药的码都不相同，都要扫码，之后还要做关联，放在一个箱子里。一盒盒刷后关联出一个箱子（贴两个码），200盒一箱，100箱再关联到一个批次里。整个工序做下来，特别耗费人力，降低了生产效率。
因此，大多数药厂采取的方式是直接找包装厂印刷，在包装盒上印上监管码后，在生产线机器上进行读码、关联，然后再上传到药品电子监管网。
为了完成这一过程，药企需要在相关的各个环节配备计算机、服务器、上网设备，更关键的是，为了在生产线上安装扫码、关联的设备，还要进行生产线改装。
“不少药品生产线都是进口的设备，非得加一个国产的东西和它配套，有难度。”某药企负责人介绍：“一条生产线单独改造并不算贵，但如果几条生产线同时改造，费用就很大。一个比较大的制剂厂，有8条生产线，改造总投资约需700万~800万元。”
“我负责电子监管码项目，说实话差点就绝望了。我做过很多项目，没有一个像电子监管码这么难搞的。”西部某药厂质量部李福（化名）说。
李福所在的药企，用在电子监管码项目的直接投资为80万元，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成本要花100万元，算下来，可见性支出已达180万元。李福说，电子监管码项目进行了一个半月，但目前要改造的3条生产线，一条都没有搞定。
据李福介绍，在调试阶段，该厂片剂线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3到1/4，又恰逢销售旺季，4月份，某热销药品已经出现了两次断货。即便调试完，产能损失也要在20%左右。
除了生产能力下降，返工率上升也令企业头疼不已。如果扫错了码，整条线都得停下。检查废码，然后同一条线上的药都要做重新关联。
李福所在的药厂，以前返工率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但上了电子监管码以后，返工率增加到5%~10%。
为了适应“药品电子监管码统一标识”的要求，软硬件改造、生产速度下降、返工率上升引发的种种成本，让药企叫苦连天。然而，给药企生产包装盒的印刷企业，却从中找到了发财的机会。
天津某包装材料印刷厂为了迎合药企客户的新需求，花了600多万元购进了一套印刷变码的设备。印刷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用这台设备印刷药盒，印刷量大的药企，一个药盒3分钱成本打不住，量小的一个药盒要一毛多。”
印刷厂的报价还在蹭蹭地往上蹿。按一个普通药厂月生产量120万盒，一个药盒3分钱的印刷费来计算，每个月光是印药盒就要向印刷厂多付至少3.6万元。“药企不可能一直承担这些成本，早晚要摊到药价里。最终，埋单的还是消费者。”刘芳说。
电子监管码效果争辩
药品的电子监管并不新鲜，早在2006年，国家药监局就按照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对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实行电子监管。
2008年，药品电子监管再一次扩大范围。国食药监办[2008]165号《关于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2008年，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对血液制品、疫苗、中药注射剂及第二类精神药品等重点药品的生产、经营情况实施电子监管。从2009年起,逐步将已批准注册的药品和医疗 器械的生产、经营纳入电子监管。
从2008年11月1日起，我国对血液制品、疫苗、中药注射剂和二类精神药品（统称“四大类”）实施电子监管。“四大类”未入网及未使用药品电子监管码统一标识的，一律不得销售。
2010年4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国办函〔2010〕6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 安排的通 知），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和完善307种国家基本药物的质量标准，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覆盖抽验和全品种电子监管，完善地市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评价体 系”。
《关于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电子监管工作的通知》规定，凡生产基本药物品种的中标企业，应在2011年3月31日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基本 药物品种出厂前，生产企业须按规定在上市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加印（贴）统一标识的药品电子监管码，并通过监管网进行数据采集和报送；凡经营基本药物品种的 企业，须按规定进行监管码信息采集和报送。
据悉，纳入此次“全品种电子监管”的307种基本药物，大约有3.5万个批准文号，涉及3000多家药品企业，覆盖70%～80%的上市品种。
国家药监局信息办公室主任朱国富表示，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电子监管可以有效打击生产、销售假劣药行为，可以实施对问题药品追溯召回，此举对药品全程透明化管理、消费者用药安全和提升监管水平等具有重大意义。
洛阳市药监局的一位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全国各地监管码联网，药厂的自律性提高了，监管方便一些。”
但来自药企的刘芳却认为，用电子监管码打击假药的逻辑不成立。她说，事实上，从电子监管码是看不出药的真假的，除非两个人同时去查同一个号码，才能确定哪个是假的，这种做法的几率很小。
这不是给造假者增加成本，而是给药厂和药品经销企业增加成本。刘芳说，政府依法去打假比这种做法效果好得多。
一家防伪企业的副总经理张明（化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没有一种防伪技术可以包治百病，防伪的目的不在于技术上阻止，而是在于提高假冒的代价。为什么阿司匹林很少出假货？那是因为产品售价低，而制假者一旦被发现，处罚又很严厉。
有业界人士认为，出现假药的核心问题不在于防伪，而是在于流通环节没有堵住，执法部门不作为。
电子监管码的弊端还在于降低了企业的效率，“不搞电子监管码，我倒找给你钱行不？”有企业这么问。
“没有电子监管码之前，药品就无法追溯了吗？”张明说，每家药厂都有生产批次编号，每家经销商零售商都有底单发票，“倒推30年，有这套系统，也查得到假药源头。”
李福说，从企业承受能力上讲，像基本药物这种大批量低收益产品，目前阶段负担电子监管码的成本，既也不现实，也不合理。
基本药物最大的市场是医院，如果没有加入电子监管系统，就不可能参加招标，企业会丧失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上述药监局人员称。
国家药监局推行电子监管码保证药品质量，初衷是好的，但现在技术可行性和流通渠道的实现上都是不具备的。国家没有成熟的监管码系统和数据 库，数字处理能力、可控性、码段容量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甚至做项目的供应商也没有成熟的设备和程序，技术人员也不具备足够的项目管理知识和能力。
李福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非常审慎地推行药监码。目前欧洲国家中只有法国对电子监管码提出了要求，而且也只要求先在包装上印上药监码，不要求做关联。我国至少目前没有一家企业能说实施得很顺利。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说，4月1日起不执行电子监管码禁止参加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市场禁入算作一种处罚，处罚必须有法律依据和授 权，但目前明显缺乏依据。文件还规定一定要贴到最小包装，贴到最小包装成本要增加很多，对于基本药物生产企业打击会很大。最关键的是，如果医院不执行，就 缺了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个码的实行意义就没有了。至于医院能否执行，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Shenzhen Plans to Cancel Outpatient Dep. in Tertiary Hospitals
Shenzhen Health Bureau is planning to cancel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in tertiary (3A-class) hospitals in three to five years. The purpose is to balance the medical resource: let tertiary hospitals concentrate on complicated cases, and primary hospitals can take care of the common diseases.
大医院“说不”， 普通门诊就回归基层?
医药经济报 吴江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卫生部门计划将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分成13个组团联网运营，每个组团的大医院（主要指三级医院）将花费3～5年时间取消普通门诊，以达到引导患者小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目的。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这个道理对于医疗机构的分工来说其实也同样重要。事实上，由基层社区医疗机构来提供预防保健以及常见的普通门诊医疗服务，而大型的三级医院则专注于大病以及疑难杂症的诊断治疗，是公认的医疗服务在医疗机构之间的完美分工。
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由于基层社区医疗的相对薄弱，以及公众长期以来看病去大医院的就诊习惯，应对普通门诊需求依旧是三级医院无法忽视的重头戏。而普 通门诊向大医院的汇集，不仅导致了大医院的人满为患，客观上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与看病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挤压了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圳医改明确大医院花3～5年时间取消普通门诊的大方向，的确值得期待。不难设想，既然三级大医院不再提供普通门诊服务，无疑有望对普 通门诊需求向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回归形成倒逼效应。不过，上述医疗改革的路径设计固然不乏善意初衷，从改革方向上看也无可挑剔，但是，普通门诊欲回归基层社 区医疗机构，完全依赖于取消三级大医院普通门诊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恐怕还并不足够。
事 实上，公众之所以小病也上大医院，当然不会只是为了凑人多的热闹。在基层社区医疗服务资源匮乏、医疗人才稀缺的背景下，要让公众对社区门诊放心，还真是有 些强人所难。要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引导患者小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目的，其实不能全靠大医院“说不”，而更应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和人员配置。如果 缺失了这一前提，甚至在基层还不能完全胜任普通门诊，或是公众对基层医疗还缺乏起码的信任之前，便先行取消三级医院的普通门诊，恐怕将导致医疗服务的断层 和缺口，与上述医疗改革的初衷更是背道而驰。
China Government Set Up Standard Prices for Intravenous Medicine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s planning to set up national standard prices for 50 probe intravenous medicines. Currently many intravenous manufacturers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low price of their products, and it’s said that sometimes a bag of intravenous medicine can be even cheaper than a bottle of cola in China. If the pilot program of standard price works, the government may extend the policy to the essential drug lists.
输液统一定价有望试水 或为基药探路
医药经济报
■记者 马飞
近日，基本药物将统一定价的消息引起关注。据悉，发改委已选取50个品种做尝试，以此鼓励生产企业谋求更好的药品质量控制。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国医药工业的五大制剂之一，大输液产品有望成为首批统一定价的试点。
对此，中国化药协会输液专业委员会委员、双鹤药业总裁李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得很淡定：“制定统一价，目的是封锁部分企业以低价冲击市场的局面，让更 多优势企业去关注质量安全。当前输液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生产质量水平不够高，用价格杠杆来推进输液产品的质量提升是当前最需要的，这有利于输液产品价值的 回归。”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多家制药企业时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些呼声下，统一价格只是表象，深层次看，如何完善药品的定价机制，让其产品属性的价值得以体现才是业内深思的焦点。
价值回归路
实际上，目前，输液行业处境尴尬。近段时间，基药招标过程中的价格与质量之争备受关注，尤其是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很多输液产品的中标价比矿泉水低，但企业对此讳莫如深。
“有些输液虽处于亏本状态，但为了保住既有市场份额，不得不硬撑。”北京一家输液企业负责人在电话里一针见血地表露出行业心态。他告诉记者，“目前国产 软袋输液企业80%~90%采用的是美国或德国的进口膜材，进口包材比国产的要贵很多，再加上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线投资等成本，输液产品的成本明显高于 其在有些省的基药招标价，这显然是违背产品自身价值的。输液行业竞争充分，如果保住一定的市场份额，即便部分产品亏本，还可以通过其他高毛利的高端输液产 品弥补，若失去阵地，这些根本无从谈起。”
就此，记者同时也电话咨询了科伦药业。据其 董秘处黄女士分析，“输液统一定价，对行业来讲是一个中性的消息，因为统一定价后，输液产品在各地的招投标中就会走出‘唯低价者胜’的怪圈。从这个意义上 讲，对输液企业的综合实力是一次考验，部分高品质、善于创新、供货能力强、符合环保要求等综合竞争力强的企业将会推动整个输液行业的质量提升；另一方面， 与残酷的低价竞争快速提升集中度相比，国家统一定价将会减缓输液行业集中度提升的步伐。但综合而言，很多小型输液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采访中，上述受访者对“大输液价格比矿泉水低”的现实很苦恼。李昕坦言，“未来3年内，新GMP实施将会导致行业供给减少，这要求企业在强调市场份额的 同时，也要积极进行产品创新。以双鹤药业为例，迫于生存需要，其在研的新产品817软袋就是希冀通过创新来争取合理的定价，以体现输液的自身价值。国家分 步骤对大输液进行统一定价，目的也正是如此。”
定价机制考
目前，国内大输液企业有350~360家，但上规模的只有20家左右，行业两极分化严重，新版GMP也更加强调生产过程的无菌、净化要求。更深层次来 说，供大于需、价格竞争的现实很容易使部分企业低水平重复，无力投入研发和创新。“在国内输液逐年降价的同时，同是生产大输液的百特却在中国市场享受着单 独定价。”一家药企人士表达出国内企业心里的不平衡，“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设备、包材等都是进口的，而外资产品也是在国内生产，这种迥异的价格形成机制难 以适合现阶段行业发展的需要。”
记者了解到，迫于生存压力，不少输液企业纷纷向附加值 高的高端产品挺进。上市不到两年的莱美药业，开发了肠外营养产品等大输液分领域的高端产品；丰原药业也在提高治疗类和营养类等两大高端输液产品的比例。 “经过近几年的招投标，输液产品价格接近探底。我们也只能从提高药用塑料原辅料标准和软代包材的质量标准来开发新品，借以维持输液整体的价格体系。”上述 黄女士也表示：“统一定价主要还是针对基药招投标中的输液产品，未来输液产品价格将会分期分批地走统一定价的路子。”
当然，输液只是基药中的一部分，新一轮统一定价的呼声实际上折射出整个基药体系的定价机制的现实困境。正如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宋大才前不久所 言，对部分经过多次招标、价格稳定、供应充足的基本药物品种，实行国家统一价格，初衷就是要避免质量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对基药产品实行统一定价，实际上 是要求按成本定价，但由于药品市场价格严重扭曲，导致政府定价机制与价格水平的扭曲。“在此背景下，探索统一定价就需要建立新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既要考 虑成本，也要考虑医药行业微观差异，形成综合的价格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加强招投标模式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国金证券医药分析师李敬雷最后分析说。